人才培养是一项系统工程，人才不仅需要具备相应的智力水平、教育背景、坚强意志，更需要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环境好，则人才聚、事业兴；环境不好，则人才散、事业衰。”战略急需人才需要在承担国家重大战略任务的环境中锻造、成长。因此，国家重大战略人才的内涵特征决定了其培养路径具有鲜明特征，特别是一流人才的培养与使用。
不同历史时期国家重大战略急需人才培养的国际经验
国家基于政治、经济或军事等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并通过创新性举措来培养战略急需人才已有大量的先例和成例。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各国或创新科研组织模式，或设立新学科，或通过工业引导形成产学研协作模式，或依托国家大型科研任务构建并拓宽人才池储备。分析总结人才培养的典型经验，对于新时代我国重大战略急需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具有积极的参考价值。
法国：专门教育机构驱动下的人才培养模式。18世纪，法国围绕国家的军事和工业发展战略目标开办了一系列专科学校或理工学院，扩大军事及专业技术领域（如矿业、交通、工业生产、民用工程、基础设施建设）的人才培养，为法国军事和科技崛起储备了充足的人才。1720年，法国成立了第一所高等专科学校——“炮兵学校”；1747年，法国又建成第一所工程师学校——“国立路桥学校”；此后，于1749年成立军事工程学校、1765年成立造船学校、1783年成立巴黎矿业学校。至资产阶级大革命前，法国共开办了72所高等专业学校。[1]1789年法国大革命胜利后，法国革命政府意识到培养青年军官和专业技术人员的重要性，开启了专业技术教育改革，几乎关闭了所有的传统大学，专注发展土木、矿产、军工等领域的工程技术学校。1794年，在旧有教育机构的基础上，一所新的军事性技术学院——中央公共工程学院（1795年改名为巴黎综合理工学院）获批建立，标志着以由国家力量培养工程师为目标的工程技术教育体制正式形成。拿破仑亲自为该校书写了“为了祖国的科学和荣誉”校训，以展示其国家使命的属性。法国政府聘请了一大批科学家到学校任教，强化数学、物理、化学等基础学科教学，培养出大量具备深厚数理基础的高水平专业技术人才，如傅里叶、泊松、彭索、吕萨克、比奥等。这所被拿破仑称为“下金蛋的母鸡”的综合性理工学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成为国家战略急需人才批量培养的历史典范。
德国：工业实验室驱动下的产学研协作人才培养模式。19世纪，近代科学发展达到顶峰，爆发了第二次科学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德国走到世界舞台的中央。与英法两国依靠轻工业带动工业化的道路不同，德国的工业化道路主要依靠重工业带动，以铁路运输业、冶金业、机械制造业、军事工业、化工产业和电力产业为主。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对钢铁、化学等领域人才的需求急速上升。德国高度重视国家组织科研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成立了大量的工业实验室，如克虏伯化学研究实验室（1862年）、巴迪舍苯胺和苏打工厂（BASF）工业实验室（1866年）、西门子实验室（1882年）、拜耳工业实验室（1891年）等。这些工业实验室大量雇用来自大学的科学研究人员，或是通过高薪来聘请大学教授为企业提供基础研究成果，这使得科学界与工业界形成了良好的协作与互动关系，在较短时间内解决了国家战略急需人才这一问题。如1866年，BASF高薪聘请了卡罗（H.V.Caro）并建立了工业实验室，此后又吸引了化学家勃隆克（H.V.Brunok）、格拉赛尔（C.Glaser）、克莱姆 (C.Clemm）等，截至1898年，该公司拥有化学家116人。[2]19世纪90年代的拜耳实验室投资额高达150万马克，它比世界上任何一所大学实验室都要先进，吸引了著名的化学家卡尔·杜伊斯堡（Carl Duisberg），，实现了合成染料领域的技术突破。1875～1880年前后，巴斯夫、赫希斯特和拜耳三家公司的化学家人数已超过了大学。[3]至1897年，德国有机化工工业领域的化学家已达1000人左右，而无机化工工业中约有250名，雄厚的人才储备，使德国化学工业长期领跑世界。19世纪90年代，法国工业实验室的实力已冠绝世界。“科工”融合式的工业实验室的大兴，让科学技术深深地根植于现实的社会需要中，培养出如西门子、克虏伯、蔡斯等“科学家＋工程师＋商人”类型的近代“科学技术家”。
美国：国家重大任务引导下的人才培养模式。20世纪，科学技术在经历了一次科学革命和两次技术革命后，已形成一个多层次和相互交叉统一的“大科学”，第三次科技革命酝酿兴起。两次世界大战和科学社会化程度的加深，让推动科学技术发展成为现代国家最重要的事业。在推进国家科技事业发展战略中，最突出的事例就是为制造原子弹所组织的“曼哈顿计划”。该计划始于1942年8月，历时4年，耗资23亿美元，动员15万人。为发展核物理、放射化学等战略急需学科，美国通过引才、聚才、育才等多种策略，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了战略急需人才的充分供给，到1943年，4000多名科学家进驻和参与该计划。[4]引才方面，这一计划聚合了来自欧陆的许多前沿科学家，如核物理学家利奥·西拉德、恩利克·费米、汉斯·贝蒂，理论物理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尼尔斯·玻尔等，对美国原子能项目有突出贡献的外国科学家达44人；聚才方面，大量美国本土科学家为这一计划的成功实施作出突出贡献，如阿瑟·康普顿、欧内斯特·劳伦斯、伊西多·拉比，航天工程学家西奥多·冯·卡门，“电子计算机之父”约翰·冯·诺依曼等；育才方面，“曼哈顿计划”历练培育了大批青年核物理、放射化学科学家，据统计，共有20名科学家凭借该计划中的科研经历和历练脱颖而出，获得了诺贝尔奖，实现了由“潜人才”向“显人才”的跃升，从而跻身世界一流科学家的行列，如埃德温·麦克米伦（1951年化学奖）、格伦·西博格（1951年化学奖）、费利克斯·布洛赫（1952年物理学奖）等。[5]“曼哈顿计划”的遗产在战后通过国家实验室方式延续下来，如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橡树岭国家实验室、阿贡国家实验室被划归到各个大学进行管理，继续推进核聚变、基础粒子物理研究等前沿领域研究，同时还成立了专门进行原子能和平应用研究的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6]这些国家实验室成为美国制定战略及培养新兴科技人才的重镇。
当前美国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的具体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