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礼反映的是德国的民族身份，所以也经常被称作“德国式问候”。实际上从1937年起，犹太人就被禁止行纳粹礼，如此一来，这句问候语就成了所谓种族优越性和种族团结的象征。在信奉天主教的德国南部，人们从前打招呼通常用的是“上帝问候你！”（Grüss Gott!）用“希特勒”替换“上帝”之后，希特勒便获得了神圣的地位。就这样，纳粹礼用一个全国性的手势替代了各地区不同的问候语—从南方的“你好”（Servus）到北部海岸地区的“莫恩—莫恩”（Moin-Moin），肯定了德国人的德意志集体身份，在纳粹的事业中，德意志人作为一个种族被团结在了一起。
社会学家蒂尔曼·阿勒特（Tilman Allert）在《纳粹礼》（The Nazi Salute, 2008）一书中说到，“德国式问候”将纳粹政权带入了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由于大家都在行纳粹礼，那些也许起初不愿意行礼的人可能会感到十分无望，寡不敌众。最终，他们也觉得别无选择了。纳粹礼的影响极其深远。人们在公开场合行纳粹礼时， “德国式问候”便使人们的相遇军事化了，它表明个人已经成了在纳粹领导下为战争而动员起来的社会成员，它减少了人们的个性意识，破坏了他们为自己的行为承担道义责任的能力，而将责任放在了希特勒的手中。
然而事实上，人们往往是在胁迫之下行纳粹礼的。特别是在纳粹掌权的头几个月，持不同政见和反对纳粹政权的人可能会遭到冲锋队员的殴打或被投入集中营，因而许多人完全是出于恐惧才屈服的。张贴在德国大街小巷里的海报要求“德国人使用德国式问候”，意思是那些不行纳粹礼的人就不能算作德国“人民共同体” 的一部分，而是局外人、被排斥者甚至敌人。记者夏洛特·比拉德（Charlotte Beradt）的一位熟人、当时的社会党党员曾对她说，他曾梦见纳粹宣传部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到他工作的地方拜访他，但他发现自己很难举起右臂向部长行纳粹礼。当他经过半小时的努力， 终于举起右臂的时候，戈培尔却冷冷地说：“我不要你的敬礼。”这件逸闻里的恐惧、焦虑和怀疑便是第三帝国开始的时候，许多不是纳粹党成员的德国人对纳粹礼的典型态度。
然而，即使在当时，人们也常常用回以往惯用的问候语，在行完纳粹礼之后再说上一声“ 日安”并握手，后来这种情况就更多了。渐渐地，“希特勒万岁！”成了多少有些烦人的套话，人们巴不得赶紧说完，好真正开始问候对方，重新和朋友、亲戚、同事或熟人建立起联系，恢复被讨厌的纳粹礼暂时扰乱了的惯用社交方式。
总而言之，初始阶段的暴力和恐吓结束以后，人们很快就不再行纳粹礼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去柏林的游客们就已经注意到，纳粹礼没有以前那么常见了。直到今天，慕尼黑仍有一条被称作“逃避者小巷”的狭窄街道，当时人们为了避免向附近的一座纳粹纪念碑行礼，便会绕道从这条小巷走。1940年10月，德国显然不可能通过轰炸使英国屈服了，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记者威廉·L.夏勒（William L. Shirer）此时发现，慕尼黑人已经“完全停止说‘希特勒万岁！’了”。德国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战败之后，党卫军安全处报告说，人们已不再使用“德国式问候”，而事实上，在战争结束前很久，除了在纳粹党狂热分子之间还在使用之外，纳粹礼几乎已经消失了。1941年9月，维克托·克伦培勒注意到使用“德国式问候”的人减少了。这位因关注大量细节而很有价值的日记作家，开始对使用“德国式问候”的人进行统计。他去了一家面包店，发现有5位顾客说了“下午好”，2位说了“希特勒万岁”；而在一家杂货店里，经典传奇1.76，他发现所有的顾客都说了“希特勒万岁！”。他问自己：“我看见的是些什么人？”“说这些话的又是些什么人呢？”
德国人即使在必须行纳粹礼的时候，有时也可能将其变成反纳粹政权的蔑视性手势。1934年，巡回马戏团演员受到警方监视，因为有人报告说他们一直在训练猴子行纳粹礼。有这样一张照片，巴伐利亚彭茨贝格市（Penzberg）的矿工们聚集在一起举行庆典游行， 他们用各种方式挥舞着手臂，毫不理会站在他们身后为他们示范纳粹礼正确姿势的希特勒青年团。
人们行纳粹礼往往出于投机，是为了自保，有时甚至借机表达含蓄而温和的抗拒，再考虑到德国人越来越拒绝或忽略纳粹礼，或在行礼之后再加上抵消纳粹礼效果的传统问候语，这些事实都证明， 蒂尔曼·阿勒特断言纳粹礼“带来了人们自我意识的崩溃”，因为人们“试图逃避正常社会交往的责任，拒绝与他人接触，任由社会习俗衰败，并拒绝承认人际关系中固有的开放性和矛盾心理，也拒绝承认社会交流”，是受到了假象的蒙骗。生活并没有这么简单， 虽然有时候社会学家会这么认为。
2
克伦培勒的问题 —“我相信谁？”—明确概括了自1945 年5 月第三帝国崩溃以来，一直在历史学家之间持续的辩论。普通德国人在多大程度上支持希特勒政权？他们如果不支持，为什么没有奋起反抗？他们为什么要战斗到底？总体上说，“德国人”和“纳粹党”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在1945 年以前，他们是不是一体的？ 德国人对纳粹政权的态度，有没有因为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和灭绝行径而发生改变？如果他们对此有所了解，那又会在多大程度上赞同呢？他们是在知道纳粹罪行后仍然坚持战斗到底，还是因为纳粹的胁迫才战斗到了最后？
20 世纪40 年代和50 年代后期，绝大多数德国人声称他们并不知晓纳粹政权以他们的名义犯下的罪行。现在，很少有历史学家相信这种说法。党卫军安全处在1942年3月的报告中已经提到，从波兰回国的士兵公开谈论大批犹太人是如何在那里被杀害的。1942年10月9日，纳粹党总理府曾抱怨道：“那些在东线战场上目睹对犹太人采取了严厉措施的士兵，回来休假时到处散布杀害犹太人的谣言。” 德国当时有1300万名现役军人，其中2/3或以上驻扎在东线战场，所以消息传播极为迅速，在1942年年底之前，大多数德国人已经完全知道东线战场上发生的事情。
对于种族灭绝行为，普通德国人在多大程度上赞同呢？围绕该问题的争论仍在激烈地进行着。最近几年，历史学家淡化了意识形态因素的重要性，更加看重实际的因素。一系列研究表明，公民参与纳粹行动的原因与意识形态没有多大的关系，而是因为他们需要工作和家庭，想要更好的生活，到了后来，他们只是想生存下去。有人指出，担心被盖世太保骚扰或被关到集中营的人为数不多，所以大多数时候，恐惧并没有起多大作用。所有这一切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也不大。但有人认为，德国人给予纳粹政权的实际支持，就是默许纳粹政权的行为。像这样的观点代表了对国家社会主义历史评价中的所谓“唯意志论转向”。持类似观点者认为，德国人做出的应该是自由且不受限制的选择，否则后来怎么可能让他们来承担责任呢？在《第三帝国里的生与死》（Life and Death in the Third Reich, 2008）一书中，美国历史学家彼得·弗里切（Peter Fritzsche）宣布他打算本着“唯意志论转向”的精神，分析“德国人为成为纳粹而做出的努力”以及“在第三帝国，德国人在多大程度上是在知情的情况下蓄意而自觉地做出政治选择的”。弗里切此书像他从前的作品一样精彩生动， 在相对较短的篇幅中塞进了大量的信息。他对不起眼却很能说明问题的文化现象进行了尤其到位的细致分析，比如上面所讨论的“希特勒问候”，以及所有德国人必须随身携带以证明自己种族纯洁性的“祖先证书”。这本书可读性极强，富含深意，充分利用了信件和日记，以其他历史学家难以企及的方式，还原了纳粹政权下普通人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