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极力证明压倒性多数的民众从一开始就热情地支持纳粹主义，阿利专门挑了一些当时的年轻人为例，其中有些是他自己的亲戚，他们狂热而兴奋地谈论纳粹政权带给他们的种种可能性。自然，他还引用了汉斯·马丁·施莱尔（Hanns Martin Schleyer）的话。施莱尔在战后成为联邦德国雇主联合会主席，1942年的时候曾热情洋溢地讲述纳粹主义带给青年人的机遇：“年轻时，我们在斗争运动的岁月里学会了寻求挑战，而不是等着它们向我们走来—我们曾为纳粹党做出不懈努力，在它掌握政权之后，我们更要提前做好准备，担负起责任。”［阿利却忘了提及，施莱尔于1977年被安德烈亚斯·巴德尔（Andreas Baader）和乌尔里克·迈因霍夫（Ulrike Meinhof）创立的“红军派”德国极左翼恐怖分子绑架并杀害］他还引用了阿利家族留言簿里两位男性亲属在战争期间的留言，有诸如“明天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国家正朝着伟大而光荣的未来迈进” 等口号。人们当然也可以引用同样多的、来自那些甚至在20 世纪30 年代就对纳粹政权的所作所为感到害怕和不安的德国人的证词， 但是阿利没有这样做。
领导层没有“损害军备扩充”而把资源拿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他们做的正好相反。纳粹的慈善组织，比如冬季援助机构（旨在当工作机会很少的时候，为失业者及其家庭提供支持）或纳粹人民福利机构（这是一个更大、更正规的机构，全年都在做着与冬季援助机构大致相同的工作），的确为不太富裕的人筹集了大量善款。但这些资金很大一部分是通过胁迫民众得来的，包括从工资中强行扣除。从犹太人财产的“雅利安化”过程中所获得的利润，对于那些得到财产的人来说是一大笔财富，但犹太人在德国人口中的占比不到1％，而且并非所有的犹太人都有钱，所以这给国家整体生活水平带来的变化微乎其微。然而，阿利声称，犹太人被剥夺了财产， 并且事实上最终被灭绝了，德国政府这样做主要是为了得到他们的财产，用来提高德国人的生活水平。
阿利认为“第三帝国不是靠武力维持的独裁政权”，理由是盖世太保是个很小的机构，而且1936 年时，集中营里只关押了4000 余名犯人，所有这一切已被间接证明了。但这个时候，警察、国家检察部门、法院和国家监狱已经在执行政府的大部分强制措施，纳粹政权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而采取的措施随处可见，比如街道上的冲锋队，日报上报道的对不顺从者的审判定罪，人们在紧闭的门后低声交谈，讲起前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在狱警和警察手中所遭受的苦难。更奇怪的是，阿利认为第三帝国是通过“平面”的决策程序来管理的，有赖于个人的积极性，而不是靠统治集团自上而下来管理的。纳粹德国那几百万无孔不入的“领导法则”统治下的人民，那些受不民主的独裁体制之苦的人，如果知道这些言论一定会大为惊诧，因为在这样的体制之下，希特勒最不经意的言论也会立即变成官方政策，常常带来灾难性的后果。阿利之所以做出这样粗略而笼统的概述，是因为他似乎并不熟悉有关纳粹德国的英文文献，而如果忽略数量庞大、内容丰富多样的英文文献，一定会出问题。人们感觉，在这里，和在其他地方一样，他对其他历史学家作品的理解也不是太准确。他的著作基本依赖于文献研究。然而一旦他不局限于对战争爆发前的纳粹德国过分简单化的陈述，他就会有一些耐人寻味的发现呈现给读者。
很久以前，英国历史学家蒂姆·梅森指出，纳粹铁了心要扩充军备，打一场欧洲大战，因此1939年时，德国经济已经陷入了极大的困境，原材料和劳动力吃紧，生产受到日益严重的制约。工人被迫不断延长工作时间，他们以飙升的缺勤率给予回应，而纳粹政权做出的反应则是选派盖世太保潜入工厂，尽力迫使工人们不停地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唯有征服和掠夺能够拯救德国经济。阿利写到，纳粹从东欧和西欧掠夺了大量的原材料，最终迫使700多万名来自被征服地区和占领国的工人到德国工作，他们只有极少的薪水甚至根本没有薪水；同时，纳粹政权还对占领国进行剥削，从而真正避免了让德国国内广大民众承担战争的财务负担。梅森在几年前指出，纳粹政权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希特勒和纳粹领导层对于可能再现的1918年“背后捅刀子”情形有一种近乎偏执的忧虑，他们相信—当然，他们的想法是相当错误的—国内生活条件灾难性恶 化导致了大规模的革命，加上犹太颠覆分子的推波助澜，在德国军队背后捅刀子，原本是胜利之师的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了。纳粹怀有这种致命的幻想，因而到1939 年，超过一半的德国犹太人被迫离开了德国，留下来的则被剥夺了财产并遭到边缘化。从1941 年起，犹太人又遭到驱逐和杀害。然而，从纳粹领导层的角度来看， 这样仍然没有解决如何使国内保持体面的生活水平的问题。
阿利论述到这里的时候，采用了专业性很强的表达，因而读者很难理解。他使用了过多关于税收负担与汇率的数字和计算，不过大致轮廓还是相当清晰的。在每一个占领国，纳粹要么推出新货币， 要么固定汇率，这样德国士兵、管理人员和其他人就可以使用强势的帝国马克，以便宜的价格购买尽可能多的商品寄给国内的家人。购买国外的商品也帮助控制了德国国内的通货膨胀。在此过程中， 政府做出了特别信贷安排予以协助，驻扎在其他国家的德国军人被特批接收他们家人从国内寄来的钱款，用来购买在德国买不到的商品。阿利引用了一些德国士兵的往来信件，起到了显著效果。这些德国士兵满怀热情地描述了他们大量购买的各种东西，然后寄给家人，其中有一位名叫海因里希·伯尔（Heinrich Bll）的年轻士兵， 多年后，他凭借创作小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给你们买了半只乳猪。”他在1940 年从法国回家休假之前，得意扬扬地向家人宣布。纳粹政权不再限制往家里邮寄东西的数量后，通过军事邮政由法国寄往德国的包裹数量每月高达300 多万。1940 年末，为了便于士兵为家人购买迫切需要的外国商品，德国政府增加了士兵的军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