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内，针对广大民众的税收被尽可能保持在很低的水平，以免激起不满情绪，而企业则被课以重税，主要是因为这样不会招致广大民众的愤怒。政府在社会福利方面做了精心而妥当的安排，保证家中的主要经济支柱在外出服兵役时，其家人不会受苦。更重要的是，纳粹对被占领的东欧地区实施了无情的剥削和侵占政策，从乌克兰的粮仓抢夺了大量食物去养活德国国内的民众，却任由350多万名苏联战俘饿死或病死。德国的战争计划设想的是以同样的方式消灭3000万名斯拉夫平民，有些说法是5000万。德国军队占领希腊以后，立即将类似的政策付诸实施，将大量食品运回国内，雅典因此遭受了极为严重的饥荒。纳粹有一份关键性文件制定了1941年德国占领苏联的主要政策方针，敦促将“苏联的粮食经济纳入欧洲体系”，“被灭绝”的“大批各阶层人口”多达“几千万”。阿利援引了许多类似的文件。德国历史学家，尤其是克里斯蒂安·格拉赫（Christian Gerlach）认为，德国的行政官员们极度渴望减少“吃白饭”人口的数量，因为当时的情况是，德国军队只能靠土地维系，而国内的食品供给需要不断从国外补充，这就加速了针对该地区犹太人的灭绝行动。事实上，阿利认为，希特勒决定于1941年夏天将柏林残存的犹太人向东部驱逐，一个主要原因是需要用犹太人的家园来安置因盟军空袭而无家可归的德意志人。
然而，阿利的研究方法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基本弱点。在他的所有作品，包括早期研究“最终解决方案”的作品中，他都采用了一种简单化的经济决定论，对其他因素都未加考虑—特别是意识形态和信念等因素。他的论点总能激发人们的兴趣，值得人们认真思考，但绝对没有全面地反映实际情况。它们夸大了物质因素对纳粹决策的影响，而纳粹的决策本质上是非理性的。经过一系列复杂的计算，阿利得出的结论是，第三帝国的战时经济来源中，70％以上 来自被占领国，源于强迫劳动和对近600 万名欧洲犹太人的谋杀（他们一旦被杀害，其资产和财产便落到了帝国手中）。可以肯定，有人可以提出理由证明阿利低估了从被占领国掠夺而来的财富数量， 因为他主要依赖的是官方文件，忽略了德国士兵在侵入一个又一个国家时进行的大规模非正式掠夺。海因里希·伯尔以极不赞成的口吻描述了他的战友们如何在进入法国的途中闯入人去楼空的房子， 拿走他们想要的所有东西。在波兰和东部，军队在胜利挺进华沙时， 从沿途经过的村舍和修道院里偷走了食物、珠宝、金银，还有形形色色的艺术品以及其他许多东西。虽然具体情况无法统计，但这一切对于提高国内士兵家属生活水平所做的贡献不容小觑。
总体而言，阿利的数字肯定没有低估。其他一些学者，尤其是亚当·图泽（Adam Tooze）在关于纳粹经济史的《毁灭的报应》（Wages of Destruction, 2006）一书中，得出了貌似可信的计算结果： 25％左右。这个数目已经不小了，但远远不够维持全体德国人的生活。相对而言，阿利没有说清大后方德国人的生活水平到底如何， 而这并不是引述政府的社会政策措施就可以替代的。毫无疑问，从1941 年起，由于配给量遭到进一步削减，德国总体的生活水平开始恶化，人们于是开始转向黑市，黑市商品价格飙升。此时，空袭的影响也开始显现。另外，阿利书中的核心内容存在根本性的矛盾。如果像他所声称的那样，在1939 年之前，德国绝大多数民众就已经积极而坚定地忠于第三帝国，并从基层开始维护“极权的民主国家”，全面参与“平面”的决策过程，那为什么纳粹政权觉得有必要投入如此巨大的资源，来试图避免战争期间大后方民众出现不满情绪呢？颇具讽刺意味的还有阿利所描述的决策过程，从税制改革和福利措施，到食品包裹的管理以及士兵工资的提高，都始自纳粹政权的核心人物和机构，尤其是希特勒和戈林本人，并通过财政部以自上而下的方式执行。如果纳粹头目决定制止对被占领国的掠夺行为，禁止军人为自己和家人敛财，他们是可以做到的，而且事态发展的结果肯定会有所不同。
纳粹思想和言论的一个重要特征被众多历史学家反复探讨过，却显然被阿利完全忽视了，那就是崇尚自我牺牲，呼吁人们为国家和种族的利益甘心屈从。这往往是和一些承诺联系在一起的，即承诺一旦战争结束，一切都会好起来，但其当下意味也很明确：德国就是一切，个人无足轻重。这种呼吁具有明显的局限性，人们终究得吃饭、穿衣，得有房住，大量人力物力被投入一个庞大的福利计划，以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与此同时，有大量证据表明，大多数德国人深层的国家认同感—简言之，就是他们的民族主义思想—是他们坚持艰苦备战的首要原因。1939年、1940年和1941年的前7个月，德国军队以惊人的速度轻而易举地占领了他们在1914年至1918年间无法征服的领土，这给德国人带去了近乎歇斯底里的兴奋。从1941年底到战争临近结束，这种振奋感加上对苏联红军日益加深、在很多方面也合乎情理的恐惧，让德国人下定决心，要在步步推进的敌人面前保住自己的国家。与此同时，对纳粹政权的失望逐步升级，到了1944年，连希特勒也受到民众越来越多的批评，党卫军安全处的定期士气报告只好暂停，因为报告读起来太令人沮丧了。
红军终于攻占柏林，希特勒在经典合击传奇里饮弹自尽，在绝大多数普通德国人心中，仅存的那点对希特勒政权的忠诚也就烟消云散了。 毫无疑问，在1945 年至1947 年间，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在急剧恶化，因为他们已经得不到来自被占领国的收入和产品，国家的庞大军火和军需品行业已不复存在。从部队复员回到家乡的人开始艰难地寻找工作，数以百万计来自东欧的难民和被驱逐者源源不断地涌入德国，新兴的黑市助长了通货膨胀，德国经济岌岌可危。尽管物质条件极其困难，但没有人抵抗盟军的占领，也没有人在德国失败之后认真尝试重振国家社会主义。如果物质因素在建立德国人对第三帝国的忠诚方面如此重要的话，那么第三帝国崩溃后，人们本应产生更为严重的不满情绪。实际上，将人们凝聚在一起的纳粹主义核心人物希特勒一死，人们对其发起的运动的忠诚纽带就断了。一贯坚称强权即公理、强者占有一切的纳粹政权，现在毫无疑问是自食其果了。因此，使人们不再忠诚于国家社会主义的原则和实践的， 不单是经济上好日子的结束，尽管这也是重要的原因。一直都很重要的意识形态此时依旧非常重要。格茨·阿利通过让我们关注物质因素，再一次帮助我们了解了纳粹德国，但是，正如他以前的许多作品一样，他的这本书夸大了物质因素的作用，而只有物质因素的图景是片面的。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