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必须意识到纳粹政权的恐怖手段无所不至，随着战争的继续还在不断加剧，最后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境地，否则我们就很难理解普通德国人对驱逐和谋杀犹太人的反应。对这个关键话题，弗里切写了一个非常棒的章节，详细列举了证据，并得出结论，认为虽然德国人几乎在第一时间就知道了党卫军在东部大规模屠杀犹太人，但是他们并不知道奥斯威辛集中营、特雷布林卡集中营以及其他死亡集中营里的毒气室。尽管他使用的信息来源—党卫军安全处的报告、私人信件等—确实支持这种说法，但他忽略了一个事实，即从1942年下半年起，在英国广播公司对德国播出的节目中，毒气室就经常被提及，也就是说，它的1500万德国听众毫无疑问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是知情的。而这里，正如在这本书的其他部分一样，弗里切太过倾向于将纳粹统治下的德国描绘成与世界其他地区完全隔绝的国家了。
1942年时，普通德国人已不愿相信宣传部部长戈培尔所做的战 争将取得胜利的保证，主要就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们继续战斗，不是因为相信胜利，而是因为别无选择。1943 年2 月，德国军队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遭遇了灾难性失败，之后戈培尔动员德国人进行“全面战争”，尽管弗里切指出人们仍有积极的响应，但是，连党卫军安全处报告中的证据也表明，情况并非如此。人们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德国失败的大局已定，普通德国人越发害怕盟军的报复， 而犹太人复仇的渴望更加剧了他们的恐惧感—从这个层面来看， 戈培尔的宣传似乎的确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弗里切声称“大多数德国人认为自己是盟军空袭的无辜受害者”，但正如他自己在该书另一部分提到的一些细节所示，人们普遍的反应完全不同于他的说法，实际上，人们因为默许了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而感到内疚。“我们不是杀害了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吗？”—据党卫军安全处的报告，1944 年在斯图加特，“无数来自各个阶层的人”如是说—“士兵们不是一次又一次报告说，波兰的犹太人还得挖自己的坟墓吗？……犹太人也是人啊。通过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已经向敌人表明，如果他们赢了，他们可以对我们做什么。”于是，德国人开始对有关犹太人的事情保持沉默，他们准备当盟军最终来痛加报复的时候，矢口否认对犹太人的遭遇有任何了解。因此，对敌人的恐惧—不仅仅是苏联红军，尽管红军是他们最大的恐惧对象，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确实合情合理—是促使德国人战斗到底的另一原因。
在人们为纳粹政权所爆发出的许多看起来是自发的喝彩背后， 其实有很多人为的设计和算计，1933 年1 月30 日希特勒被任命为帝国总理后的示威集会是这样，1944 年7 月20 日召开的庆祝上校冯·施陶芬贝格（von Stauffenberg）企图炸死希特勒计划失败的群众集会也是这样，弗里切却常常忽视这一点。两次集会都是由戈培尔精心安排的，他总是想把第三帝国打造成深受民众热爱的形象。
3
如果说宣传并没有完全成功地使德国人民支持希特勒及其纳粹政权的话，那么或许物质刺激起了作用。2005年，《希特勒的受益人》（Hitler’s Beneficiaries）一书出版，这本令人震惊又引人入胜的书在德国引起了一场大风暴。在书中，左翼历史学家格茨·阿利提出了另一种解释，认为让德国广大民众几乎直到最后都在支持希特勒和纳粹党的是物质因素。他声称，纳粹领导人使德国人“成了饱食终日的寄生虫。大批德国人受到淘金热狂喜的影响……国家变成了一个掠夺他人的巨大机构，普通德国人也随之变成了没有道德原则的奸商和贿赂的被动接受者”。阿利认为，到20世纪30年代后期，甚至前社会民主党人也与纳粹政权和解了，因为纳粹政权以充分就业、繁荣和消费者的满意取代了大萧条时期的大规模失业与经济贫困。他表示，在战争期间，“大量的财富和个人利益—全部来自反人类的罪行—使大多数民众觉得纳粹政权是在为民众的最大利益着想”。
阿利在1999年出版的一本英文著作《“最终解决方案”：纳粹人口政策和对欧 洲犹太人的谋杀》（‘Final Solution’: Nazi Population Policy and the Murder of the European Jews）中，从物质角度对纳粹的种族屠杀进行了解释。他在书中认为，纳粹种族屠杀是由纳粹与 党卫军官僚机构制订的国家计划和种族重新排序的理性的（也许应该说是伪理性的）过程所产生的结果，而不是意识形态仇恨和妄想的结果。2002 年，阿利与苏珊·海姆（Susanne Heim）合作编写的《毁灭建筑师》（Architects of Annihilation）英文版问世（德文版于十几年前首次出版），在本书中，阿利把注意力转向了设计这些计划的规划者、人口学家、公务员和学者，认为在调整欧洲生产性人口群体和非生产性人口群体比例的驱动下，规划者“提倡国家主导的大规模灭绝是社会现代化的一个符合逻辑的必要组成部分”，在这个过程中“不只构想出了‘最终解决方案’，还对未来几十年将要实施的成体系的种族灭绝行动做出了详尽的计划”。
这种方法起源于德国极左派对纳粹的一种特殊理解，它寻求在每一个关口都将纳粹主义与促进今天的联邦共和国形成的现代化进程联系起来。比如在《希特勒的受益人》中，格茨·阿利不失时机地提到一些战后德国的知名人士，他们年轻时都狂热地支持过第三帝国。不久前，他谴责了20 世纪50 年代那些备受推崇的德国大学的历史学家们，认为在第三帝国时期，他们在规划纳粹种族屠杀和为其开脱方面发挥过作用，因而引起了轩然大波。阿利的论点总有艰苦、细致而又非常广泛的档案研究工作做支撑，因而让德国人非常不舒服。他的声音可能是外来者的声音，但人们必须倾听。《希特勒的受益人》在德国第一次出版时，人们比以前更沮丧了，它声称不仅精英阶层对纳粹政权的支持是基于理性的、非意识形态的理由，而且普通民众也是如此。他的新主张如何经得起批判性的细查呢？
不得不说，《希特勒的受益人》的开头没有写好。开头几页是有关1939年“二战”爆发之前几年的德国的，其中包含了许多早已被严肃认真的研究驳倒的武断说法。与阿利所言相反，德国的中产阶级并没有因1922年至1923年的恶性通货膨胀而陷入贫困（恶性通货膨胀对债务人、抵押权人等是有利的）；20世纪30年代初，只有很少的共产党人转向了纳粹主义；让萨尔（Saar，法国边境的一个德国人居住区，自1919年以来处在国际联盟的控制之下）回归德国的全民公决不是自由表决；纳粹的领导层没有让“普通德国人买得起汽车”。纳粹宣扬平等，但现实却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就像纳粹在许多方面的花言巧语一样，而且像阿利那样反复提及纳粹的“社会主义”，是给纳粹不容置疑的民粹主义贴错了标签。真正社会主义政权的政治要旨根本不是这样的。书中最没有说服力的一点，就是它试图表明第三帝国是一个劫富济贫、真正实行再分配的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