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切是一位知识渊博而又头脑灵活的历史学家，所以他是不会一路追寻“唯意志论转向”理论的。他令人信服地探讨了纳粹化的成功，也探讨了其局限性。他认为，纳粹德国和德国人从来就不是完全相同的概念，两者之间的关系也不是静态的。他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他以丰富的细节展示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德国人朝着纳粹的“转化过程”是如何在“持续发展并充满疑惑的过程”中发生改变的。在1942 年的时候，德国人仍然爱着第三帝国。在魏玛共和国的混乱之后，第三帝国给他们带来了秩序、安全和经济稳定，但是这一切都由于纳粹党拒绝承认失败而正在遭受毁灭，德国人因而开始鄙视纳粹党。“‘ 德国’这一概念已经以这种方式被隐秘地纳粹化和雅利安化了。大多数德国人更希望赢得战争并保留纳粹，而不是战争失败且失去纳粹。很少有人希望德国战败。”弗里切也正确地指出，纳粹所做的一切基本上可以用两个年份来代表：1914 年和1918 年。“ 一战”爆发时，他们想要重新创造出民族团结的正面神 话，也就是他们自夸的全体德国人的“人民共同体”；“一战”结束时，他们编出了“背后捅刀子”的负面神话，就是国内犹太颠覆分子破坏并摧毁了前线军队的凝聚力和战斗精神。而在1945 年，就不存在“背后捅刀子”的问题了。弗里切清楚地意识到，纳粹计划在德国人心中灌输一种新的国家和种族意识，但是在许多方面都未能实现目标。纳粹政权花费了巨大的努力给德国人灌输一种信仰，使他们相信战争的美德，并对战争充满渴望，但绝大多数德国人依然不为所动。在1938年慕尼黑危机期间，当武装冲突迫在眉睫的时候，以及1939年9月武装冲突真的到来之时，他们表现出了普遍的焦虑。慕尼黑危机没有流血就得以解决，而且武装冲突在几个月内经过一系列代价不大的快速胜利而宣告结束，这让他们显得相当愉快和兴奋。1941年6月22日德军开始入侵苏联的时候，一种类似的忧郁和恐惧气氛在普通人中间弥漫开来。
尽管如此，弗里切也指出，德国人听到入侵苏联的消息之后，“便努力调整自己，与国家社会主义的新目标保持一致”，就像他们在过去的危机中所做的那样。没过多久，人们对东线战争就有了普遍的自豪感，而且对战争的结果感到乐观。不幸的是，弗里切从来没有真正提供任何具体的证据，证明德国人在努力使自己顺应纳粹政权的目标。甚至在他援引的日记和信件中，作者也没有显示出这样一种想要成为纳粹的自我驱动的过程。他能提供的全是主观断言，而他的断言是由对第三帝国的胁迫和恐怖的严重低估来证实的。当然，弗里切和“唯意志论转向”的极端支持者不同，他知道在1933年上半年纳粹“夺取权力”的阶段，纳粹使真正的和潜在的反对者遭受了令人发指的暴力和恐吓。但是弗里切也像“唯意志论转向”的极端支持者那样，声称此后就几乎没有明显的暴力或胁迫了。然而，即使在他自己提供的证据中也能看到，人们被迫给冬季援助计划捐款，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遭到街头持续的反犹主 义暴力的恐吓，并在各种各样的营地里接受训练—1939 年时，大多数民众都已通过了这样的训练。还有他没有提及的其他方面的强制、胁迫和恐吓。
像许多“ 唯意志论转向”的支持者一样，弗里切也提到，在20 世纪30 年代中期，只有4000 名左右的政治犯仍然被关在集中营里。但是，像他们一样，弗里切也没有认识到，在押政治犯数量较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镇压任务已经交给了普通法院和司法系统，那时候它们已将超过2.3 万名政治犯投入德国各州的监狱中。他声称，警察在1933 年之后就不再骚扰前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了，但是地方上的无数例子可以将其反驳—在纳粹不时组织的被操纵的公民投票和选举期间，许多前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被围捕并遭到监禁，还受到不断的监视，一旦战争爆发，这些潜在的“颠覆分子” 很可能被抓走关进集中营。他也没有注意到战争中纳粹政府大肆制定强制性法律，监狱人口几乎因此增加了一倍，国内每年被处决的人数达到四五千。而部队一直在坚持战斗的主要原因是，军队中也有相似程度的胁迫。“二战”期间，有3 万名德军士兵被行刑队枪决（相比之下，“一战”中只处决了18 人而已）。最重要的是，弗里切还忽视了另一个问题：纳粹政权为了强行让德国人至少表面上遵从社会规则，常常使用大范围的较轻惩罚措施，比如剥夺社会福利，将爱发牢骚与持不同政见的人发配到远离家庭和家人的地方去做艰苦而危险的工作。当时的日记和信件可能确实没有提到过对报复或惩罚的恐惧，正如弗里切指出的那样，但这很可能是由于作者会习惯性地持谨慎态度，因为万一日记被发现， 信件被警方或军方打开审查，他们所说的话就有可能让他们陷入麻烦。恐惧在第三帝国无处不在。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在战争期间，人们在收听外国电台时会采取预防措施，以免被纳粹发现，因为这是一项会被判处监禁甚至死刑的罪行。虽然只有相对很少的人遭到起诉，但人们的恐惧没有减轻。由于担心被发现或被告发，人们就躲藏在毯子下面收听外国电台，或让一个人站在公寓门口望风，或带着无线电设备将自己锁在洗手间里。虽然纳粹对因为收听外国电台而被起诉并被判在监狱服刑的案件进行了大肆宣传，但这些并不足以阻止人们—据英国广播公司估计，到1944年，每天有多达1500万德国人收听它的广播节目。不过，这些案件还是足以使他们害怕。